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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演变
该信息由 www.mm2hservices.com 编辑于2016-02-21 10:33 阅读:

中国与东南亚水陆相连,自2千多年前,两地便有交通往来,中国历朝也常与东南亚各国有外交与贸易往来。如7至13世纪定都于苏门答腊东南部的室利佛逝(SriVijaya),便与中国历朝有国与国之间的垄断贸易。

唐朝时高僧义净便曾在室利佛逝居留多年,学习梵文与译佛经。蒙古人统治中国时,还曾派军远征爪哇。明朝时,郑和七下西洋(1405-1436年),便已有华人在爪哇、苏门答腊及马六甲等地居留。只是,虽有提到有唐人,却没有数字。1511年葡萄牙人佔领马六甲后,也曾提到有个华人村,还设有侨领制(即甲必丹Kapitan∕Captain)制。这个侨领制,也被荷兰人与英国人沿用。惟葡萄牙人也没提供数字。后来在1641年荷兰人佔领马六甲时,有人估计当时华人有约300-400人,(当时马六甲人口可能有约2万人)。到了1760年在7216人口中,华人人数有1390人。

总的来说,在荷兰人统治时,马六甲华人並不多,惟在爪哇却是有上万人口。就马来半岛言,据知,在15世纪时,吉兰丹便已有个客家村布赖(Pulai),这个客家村目前还有间华小!

历史地看,华人在马来亚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在英殖民时期,如1827年,马六甲有华人5006人,1852年时,增至10,608人;新加坡在1821年时有1159位华人,1850年时有27,988人;槟城在1812年时有7558位华人,1851年时增至24,188人。

基本上,在1840年代,鸦片战爭前,华人较集中于三州府(即马六甲、新加坡与槟城这三个海峡殖民地)。到1840年代后,人数才剧增。主因之一在于,英人强迫清政权开放海禁,让中国人可合法出国谋生。

据不完全统计,在1840-1940年这100年间,共有1千万余中国人出国,其中多数是到南洋,少数到南美洲与北美洲。这些出国中国人中,多数为契约劳工(即所谓的猪仔与苦力),他们中有相当百分比,在航行中便因多种原因而死亡,故也有人称出海航程为「浮动地狱」。读来令人心酸。

华巫通婚不改教

就马来半岛言,1884年,共有华人28,236人,1905年增至109,598人;森美兰在1891年有15,391人,1901年增到32,993人;霹雳州在1879年有20,373人,1901年增至151,192人;柔佛则是在1911年有63,547人。在1957年,马来亚独立时,华人共有233万人;其中,霹雳州有539,368人;雪州488,634人;柔佛392,425人;檳城327,287人。当年有6个州,华人占比超过40%。今天,除了檳州占比45.6%外,其他州均少于40%。

至于砂拉越1947年时,华人共有21,532人,占人口的17.4%。到了1960年,则是83,996人,2015年则升至约61万人。沙巴则是1921年时,共有27,801人,1960年升至104,542人,2015年则为约30万人。

在马来亚的人口演变中,1931年是个转折点,当年马来人人口占比从1921年的54%掉到49%,在马来亚引起很大反响,也刺激了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。

在华人人口演变中,一个关键的因素是,两性比率的变化。早期华人均是单身飘洋过海,故很易与本地女性通婚生子女,形成了峇峇社会(Baba),而印度裔则形成了印度式峇峇(称为Ceti),今尚可在马六甲见到。它也显示出,早期非穆斯林与本土女性通婚,並不易改教,可现在则是不改教不能註册。

在20世纪之前,华社基本上也是男女两性失衡严重,直到进入20世纪后,才逐渐趋向平衡。如在1911年,每1千位男性中,只有215位女性,1931年时增至486,而1947年为815,到了1957年更升到926人。今天,在2015年,华社依然是男多女少,如在约662万人口中,女性仅占约321万。

这个两性趋平的趋势,使华人可以自成一格,组成华人本色的华社。与此同时,自1890年代开始,华社也出现了质变,也就是从一个乡土社会逐渐演变成中国民族主义取向的中国化华社。这个变化,也激化了华社对英殖民政府的对立。

本来,在1880年代前,英人基本上对华社是放任自流,不多加管制的。可由于1860-70年代,私会党常械斗,使得英人不得不介入华社事务,多加管制。进入20世纪后,这个管制更为强烈,连华文教育,教员也要加以监控。尽管如此,还是阻挡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。

受左翼思想影响

二次战后,特別在1949年中国变天后,本国华人出现了较明显的从华侨转型为本土化华人的变化。只是,受华文教育者,有很大比例受到左翼思想影响,反殖民、反帝国主义思想颇浓,终而使英人选择靠向马来社会,也定下了日后马来(西)亚政治发展的格局。对此,只能说是歷史与时势使然。毕竟,二次战后,反殖反帝是股世界潮流;只是,大马因种族结构特殊,形成了大体上是英巫联手,制约华人的格局。这个格局,也使华人长期感到郁闷,要寻求突破。

从族际政治的角度看,有论者认为,二次战后华人的本土化最终反而演变成边缘化。1950-60年代,左翼思潮成了华社的主流。而进入1970年代,由于马来主义的激进化,华人又变得积极于民族自救运动,特別是有关语文、教育与经济方面的自救图存。进入21世纪后,华社又兴起了另一股强调反腐倡廉、良好治理、公平选举的跨族群思潮与运动。显见,华社的性质也是与时並进、变动不居的。

注:本文资料主要转引自巴素(Victor Purcell)著,The Chinesein South East Asian一书,第二版1965年,及巴素著《马来亚华人》(The Chinesein Malaya)一书,1948年版。这两本书,台湾均有中译本。《马来亚华人》一书,也有马来文译本。本国《光华日报》也出版过中译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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